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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中国新闻社贺信令海外侨界华媒界受鼓舞******

　　中新网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罗海兵)在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信祝贺。海外侨界华媒界人士认为，贺信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海外侨胞和华文媒体寄予的深情厚意，让他们感到振奋和鼓舞。

　　习近平贺信中肯定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希望中新社“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海外侨界和华媒界人士认为，70年来，中新社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恪守联接中外、沟通世界，领军华文媒体、服务全球华人的职责，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勾勒侨乡的一草一木，又书写祖(籍)国发展宏大叙事，更在关键节点敢于和善于为华侨华人发声，逐渐建设成为世界华文媒体的资讯中心。成功举办的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成为华媒人士的峰会和精神家园。

　　美国侨领、曾两次出席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著名报业出版人方李邦琴给中新社发来满满一张信笺的亲笔贺信，信中写到：作为身处海外70余年的老侨，通过中新社的平台及报道，了解了祖(籍)国及世界中华儿女的动态，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不但要祝贺中新社生日快乐，更感谢中新社为国家为世界华侨的服务成就及精神。她表示，提高国际传播力及实效性是当前迫切的需要，希望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上更增加“话语力”来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

　　多位海外华媒从业者还围绕贺信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如何发挥好桥梁作用展开热议。

　　有着28年美国华媒经营经验的美国《美中报导》社长江维表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这一情势下，更彰显了华文媒体的重要性。海外华媒应服务住在国受众，建设全媒体矩阵，接轨主流社会。“海外华媒人也是民间大使，应加大力度创办及参与更多的文化交流和商务联谊等活动，从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

　　“世界正处于一个更加复杂激荡的时代，华文媒体应加强自身敏锐度，善于发掘中外共通性和共鸣点，增进中外民众相互理解才会让双方相互发现世界观中的底蕴。”斐济《斐济日报》总编辑杨鸿濂表示，“民相亲则国相通，一个和谐共处的舆论环境是世界人民所共同期盼的。华文媒体应借势而为，在世界舞台中树立真实客观且具有独特视角的形象。”

　　“海外华媒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食粮，他们关心祖(籍)国的发展，关注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巴拿马《拉美侨声报》董事长周健表示，在国外每天面对大量各种语言文字的讯息，鱼龙混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秉持中正客观、爱国爱乡的华媒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根基。

　　他说，“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海外华媒的关心！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对祖(籍)国的热爱，加大正面话语权，正本清源，华文媒体是一个重要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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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